1952年1月，一份特别报告送到中央，该报告并非关于军事或经济，而是涉及武汉第二医院一起表面寻常的失窃案件。毛主席在看到报告后迅速作出处理决定，安子文被指示给邓子恢打电话，传达出严厉的态度：必须立即行动。

事件始于1951年秋天，医院的保险柜被撬，旧人民币散落一地。然而，现场看似杂乱却没有明显的强盗痕迹。时任医院工作人员的纪凯夫起初协助收拾钞票并报告案情，却在两天后被逮捕，理由竟是“特务嫌疑”，这一决定为案件后续埋下了隐患。

当时的公安和地方政府在处理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时，往往先入为主，最终纪凯夫被贴上了政治标签，迅速被批准逮捕。医院内外对他的指责不断，有的形容案件为“阶级敌人的破坏”，有的则将申辩视为对组织的对抗。尽管案情尚未明朗，舆论却已下了结论。 球友会

医务科长孙麦龄对案件的进展始终心存疑虑。他注意到案件中几位关键人员的行为记录不全，证言彼此矛盾，因此多次向相关部门请求重新调查。随着复查的展开，原本的“政治嫌疑”逐渐被削弱，调查开始集中于失窃事实本身，但地方办案人员仍认为纪凯夫是在“陷害革命干部”。

案件被迫重办，纪凯夫再次被囚禁。地方形成的保护关系暴露无遗，只要涉案者是“老干部”或“革命同志”，对其的质疑就被视作不信任。然而，不少中央干部认为应中央介入，于是将情况整理上报。毛主席看到后，指出地方对于案件的处理行为是不当的，必须严肃对待。

安子文随即将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邓子恢，后者尽管了解一些地方领导的背景，但在压力下，安子文明确表示：“你若不将他开除，我就开除你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任何人都不能以资历为借口规避组织程序。 球友会

邓子恢收到命令后，前往武汉宣布撤销周季方的党籍并接受审查。处理过程并不顺利，周季方被处分后，邓子恢并没有完全抛弃他，而是劝他诚实交代。此举体现了平衡处罚与挽救个人前途的思考。最终，案件再次审理，王清被捕，相关负责人也受到了检查，纪凯夫被判无罪，王清则承担了盗窃责任。

这起案件的意义，不在于失物价值的大小，而在于它揭露了新政权司法中的一些潜在问题，如行政干预侦查、关系影响判断、政治标签覆盖事实以及缺乏纠错机制等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纪凯夫仍面临压力，但当年的审理结果未被轻易更改。周季方在假释后转职，1988年此案再次被提及，并被视为新中国司法纠偏的案例。

毛主席的严厉指示不仅是对个别干部问题的关注，更是在强调监督地方权力的重要性。这起案件告诉我们，任何资格和关系都无法替代法律程序与证据，留下的卷宗成为那场纠偏的有力证据。 球友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