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小平与卓琳的调动名义上是战备疏散，目的地是江西新建县，随后在工厂进行劳动。对于刚经历政治风波的邓小平来说，这意味着离开北京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尽管他没有争辩，只是对出发时间和安置地点进行了确认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沉稳。汪东兴回忆与邓小平交谈时，邓小平表现得很平静，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逆转的，能做的就是照顾好身边的人。

汪东兴受命向邓小平传达这一调动决定，王良恩陪同在旁。在说明完中央的安排后，邓小平吸了一口气，表示：“组织决定，我服从。不过，我想带一个人一起去。”这个人并不是工作人员或年轻亲属，而是他的继母夏伯根。夏伯根比邓小平年长五岁，这段特殊关系源于邓小平家庭的遭遇。邓小平的生母在1926年去世，继父邓绍昌与有着相似遭遇的夏伯根再婚，夏伯根带着孩子们照料这个家庭，扮演了母亲的角色。

尽管邓小平长时间在外奋斗，夏伯根却始终在家中支持，直到1967年，他因政治原因受到冲击，夏伯根不得不离开中南海，住到外面。1969年，邓小平在得知调往江西后，由于家庭责任的重压，他决定带上夏伯根。汪东兴理解这一请求的重要性，欣然同意。 球友会

此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，中央决定部分领导人撤离北京以应对可能的战争风险。邓小平被安排在江西的新环境中，生活条件简朴，日常事务几乎完全改变了。虽然处境艰难，邓小平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信念：支持亲人和保有冷静的判断力。

这一调动常被简化为“下放”经历，但这一细节却显示他在艰难时刻坚持带着继母的决心，这反映了他几十年未变的家庭承诺。夏伯根作为普通女性，虽然在重要历史叙述中并不显眼，但她在邓家艰难岁月中所承担的责任却是不可磨灭的。1969年那个秋天，邓小平带着的不仅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，更是一段深厚的家族情感。